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全面把握时代内涵(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1
全面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
刘怀德
中国是一艘正在乘风破浪、 高速前行的巨轮, 已经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
全面把握这个时代, 将使我们的航程更加平稳。
总量大突破的时代。
国际比较表明, 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以后,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
日 本从二战后到 1966 年人均 GDP 达到 1000美元, 共花了 21 年时间; 从 1000 美元到 2000 美元, 只花 5 年时间;从 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 仅 2 年时间。
韩国在 1978 年人均 GDP 达到1000 美元, 花了 27 年时间; 从 1000 美元到 2000 美元只用 5 年, 从2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又用 5 年。
2002 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 GDP)
突破了 10 万亿, 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 已进入了 高增长时代。
尽管不能按图索骥, 简单地用 两个邻国的发展路径做类比, 一方面, 目 前国际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 难以形成日 、 韩高速发展时期的外部景气。另 一方面, 大国的发展有独特的路径, 不可能克隆小国的发展模式。但是, 我们具有日 、 韩的发展过程中所没有的积极因素, 包括巨大的内 需支撑、 无限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 方兴未艾的国际产业重组等。这是我们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 保持较高增速的基础。
结构大调整的时代。
美国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钱纳里等通过对二战后数十个国家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 “发展就是结构的成功转变” 的论断。
目 前从我国反映结构的指标看, 结构转换的压力很大。
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中, 投资水平过高。
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徘徊在 60%, 比美国低 24 个百分点, 比印度也低 18 个百分点,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20 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 农业比重过高, 相当于 60 年代中上等收入国家, 80 年代中下等收入国家, 90年代低收入国家; 就业结构转换落后于产出 结构转换, 农业从业人员过多 , 2001 年我国就业在三大产业的分布为 50:
22. 3: 27. 7, 韩国 2000年为 10. 9: 27. 8: 61. 4。
城市化率提高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基本特征, 目 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 37. 66%,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11 个百分点, 比中等收入国家低 22 个百分点。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地区差距是任何国家都遭遇的一个问题, 不同地区在交通、 资源和文化、 科技等要素拥有上存在差异, 受到资本的青睐程度不一, 从而发展水平不同。
2001 年上海的人均 GDP 达到 37382 元, 而贵州不到其 1/12。
广
2 东、 江苏、 浙江三省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 1990 年为 20. 4%, 2002 年上升到 29. 3%, 2002 年三省的出口占全国的 57%, 其中浙江一省的进出口 顺差占全国的 55. 6%。
目 前全国东、 中、 西三大经济带的差距很明显,在不同 区域内 , 比如湖南的长沙与湘西等贫困县市之间、 广东的粤北与珠江三角 洲之间发展程度也很不一样。
建设更高水平的、 更全面的和更平衡的小康社会, 要求不分地区、 不分城乡 的人们都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生活。
我们已经进入经济社会结构大调整的时代, 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 迁移、 就业转移和产业调整。
机制大转换的时代。
作为一个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 拥有浓厚东方传统的国家, 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色彩很浓。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强力扩大内 需为重要内 容的宏观调控政策, 对我国经济在全球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保持稳定快速增长, 功不可没。
同 时使人们对我国经济在长期国债逐步淡出 以后能否保持增长产生忧虑。
目 前, 以内 需、 外资和出 口 的稳步扩大为标志, 我国经济自 主增长的机制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的富民政策使居民财富,不断增加, 民众的金融资产已超过 10 万亿元。
随着国家实施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 民间投资开始发挥骨干作用 。
近年来, 国债规模并没有扩大, 但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扩张, 增量主要靠集体、个体、 外资和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投资, 它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 52. 7%。
湖南近几年每年从国家争取的资金都是 200多 亿, 而投资规模不断跨上新台阶, 2002 年扩大了 144 亿, 其中非国有投资增加 100 亿, 达到 690 亿元, 在规模上首次超过国有投资。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运行机制的重大突破和历史性转折。
消费机制同 样在转换,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日 益健全, 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不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适应耐用 品消费的消费信贷日 趋活跃, 促进了 消费观念的变迁, 扩大了 消费规模。
“民无恒产, 必无恒心”, 一旦长期投资和耐用 品消费占主导地位, 对社会将产生哪些影响, 难以估计。
2001年底, 全国每 277 人就有一个私营企业投资者, 每 52 人有一个个体工商户 , 湖南每 776 人有一个私营企业投资者, 每 75 人有一个个体工商户 。
非国有企业在占领市场、 创造就业、 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作用 不断突出, 经济运行在机制上日 益市场化、 自 主化、 市民化。
区域大开放的时代。
外资进入加速。
2002 年我国实际引 进外资 527亿美元, 增长 12. 6%,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引 资国。
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动已经大大放缓, 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前年下降 51%, 去年再降 27%。这种巨大的反差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趋势正在确立。
出 口
3 不断升温。
2002 年我国出口 2000 多 亿美元, 进出口 总额突破 6000 亿美元大关, 比 2001 年增长 21. 8%, 而全球贸易增速仅 2%, 不到中国的1/10。
在国际经济低迷、 地区冲突不断的情况下, 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在国际社会构成了 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冲击现有的利益格局和权力安排, 尤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意识形态的较量、 文化的交锋融合, 必然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影响。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如何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中, 创造一个有利于自 身发展的外部环境, 维护国家利益, 是一个更加突出 的任务。
近年来, 国际上先后出 现了 谁来养活中国、 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 中国统计水分论等等议论, 不少国家, 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产业竞争力的崛起表现出 深深的担忧, 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时有发生。
日 本一位趋势分析家在《亚洲的下一次危机:
中国制造》 一文中指出 , 中国拥有三个优势:
第一, 整体经济素质已经提升; 第二, 在东南亚国家遭受亚洲金融风暴重创时, 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 入世后出 口 地位以及内 部商业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但是, 如果说我们已经处于国际领头羊的位置, 那就过于乐观。目 前我国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 即使经过 20 年的努力人均 GDP 达到3000 美元, 也仅相当于日 本 1973 年、 韩国 1987 年的水平。
产业竞争力不强, 世界知名品牌还很少, 在国际上只是以成本而不是以技术领先, 以消费品制造而不是装备制造取胜。
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 外贸依存度接近 50%, 美国只有 25%。
国际贸易争端、 政治因素对国内 生产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 如与日 韩的蔬菜大战, 地区冲突造成的油价波动, 锌、 锰等原材料的价格低迷对我国各地区和行业的冲击已经不小。
同 时, 国内 问题的大国效应十分显著, 如粮食减产导致国际粮价大涨。
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是值得一个大国警惕的。
竞争大整合的时代。
放松管制已成为世界潮流, 随着分拆垄断部门、 减少贸易保护、 降低准入门槛, 竞争日 益强化, 并向社会的每一个角 落渗透。
现代竞争的一大特点是综合竞争。
厂商之间不只竞争产品性能, 还要竞争品牌、 竞争成本、 竞争营销、 竞争物流。
为了 增强竞争力, 企业更多 地通过业务外包、 战略联盟等方式补齐“木桶最短的一条”。
大而全、 小而全的模式被彻底抛弃, 竞合的理念深入人心。地区间竞争也是如此。
资本对投资地的评估就是综合性的, 地区要在吸引 外资的竞赛中争取主动, 必须从企业角 度出 发考虑问题, 把企业的意向落实到政府的行动上来, 借鉴企业经营管理理念, 大刀阔斧地推进内 部创新, 不遗余力地优化企业运营环境。
除了 要素的整合, 竞
4 争的主体也在整合。
风行全球的国家创新体系构建, 实际上是整合政府、 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力量, 哪个国家整合得好, 就能赢得技术霸权。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壁垒, 实际上是企业借助国家力量增强竞争优势。美国有名目 繁多 的专业协会, 它们在推广产品、 开拓市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政府是它们坚强的后盾。
因此, 政府、 企业与社会已经坐在同 一条船上, 面对全球竞争的惊涛骇浪, 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越远越好, 内 部关系不是越泾渭分明越好, 加强合作、 彼此尊重、 共同 受益是构造新型政府、 企业、 社会关系的基础。
社会大重构的时代。
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提出, 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 四个世界包括上海、 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 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区; 下中等收入地区; 中西部贫困地区。
有学者指出 ,一条长江分明地标记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差”:
上游部分地区带有原始社会的痕迹, 如摩梭族的“母系社会”, 中游地区基本是农业社会, 下游地区具有工业社会的性质, 在入海口 的上海显现知识经济的萌芽。
这个时代不是圣诞老人, 给每个人发放相同 的礼物。
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 各地区及其居民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使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 , 经济力量的重构带来政治、 社会、文化的重构。
有学者发现,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精英集团”和“困难群体”两大分层正在形成并趋于稳固。
一批民营企业家成长壮大, 他们是政府的座上宾, 活跃在人大、 政协的新生力量, 电视、 报纸等新闻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 获得了 空前的话语权和知情权。与此同 时, 也有一大批人生活窘迫, 赶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 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均等化相比, 他们的相对福利下降了 。
这些人主要是长期失业者、 贫困地区人口 和困难企业的员 工, 在这些群众与蓬勃进步的社会之间, 不只存在数字鸿沟, 在心态、 文化以及生存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鸿沟, 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 有效措施, 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遗儿、 进步的盲区。
处在两个层次中间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目 前这个群体仍是一种中下层偏大、 中间层较小的金字塔结构, 据劳动社会保障的调查, 1999 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者占 31. 77%, 中等偏下的占32. 36%。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 目 前中国没有摆脱贫困的是 3000 万左右, 但把贫困标准再增加 200 元, 贫困人口 就达 9000 万。
改革开放以前, 国有企业职工是中等收入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群体衰落了 , 一部分人进入困难群体, 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形成, 主要是部分供职于三资企业、 新兴行业的“新中产阶级”、 个体私营经营者等。
在任何一个社会, 中等收入群体都是维系社
5 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必须抓紧发育中等收入群体, 使低收入群体中相当一部分能提高收入, 向中等收入群体靠拢。
同时, 为了 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广大民众的呼声 , 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利益整合和表达机制, 使民众的意见能够以一种平和的、 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要牢牢把握两点, 一是顺应大势调整结构,二是培育优势提高竞争力。
结构调整涉及产业结构、 城乡 机构、 地区结构、 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 它们存在着内 在的关联。
现在农业人口 多 、 城乡 差距大、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 与城市化进程滞后有关。
所以, 结构调整, 城乡 结构调整是关键。
按一般的规律, 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提高 0. 5 个百分点, 显然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2002 年湖南经济增长了 9 个百分点, 但是城市化率只提高 1. 2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城市化也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 带动 GDP 增速提高 1 到 2 个百分点。
现在人们担忧的是城市发展了 , 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撑, 城市无法容纳大量无业游民。
这就成了 蛋和鸡的关系。
经济就是一种彼此依赖、 互相增强的关系, 不同 地方可以选择不同的突破口 。
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已经滞后, 抓好城镇的扩容提质是今后一段时期普遍的任务。
结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机会, 最根本性的是消费升级。
居民财富增加以后, 体现在消费上的变化一是体现生活质量的消费增加, 消费“谱图” 日 益丰富; 二是耐用消费品的比重提高, 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近年来汽车、 住房等“十万元” 级耐用 消费品供销两旺, 体现出这一趋势。
2002 年全国销售汽车324. 8 万辆, 同比增长 37. 1%, 其中轿车历史性地突破百万辆大关, 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 湖南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61. 7%。
在城市化、 消费升级的驱动下, 住宅、 汽车、 电子通信、 建材、 机械、 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以及生产生活服务业快速增长,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
有机构预测, 仅仅住宅、 汽车、 城市轨道交通三项所形成的需求潜力, 就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在今后 10 年保持 7%以上的增长。
我们强调产业竞争力, 因为它决定一个地区的竞争力。
每一个地区都有自 己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 比如能源丰富的地方发展高能耗产业, 知识密集的地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交通发达的地方发展物流业,这些产业就有竞争力。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地方, 通过正确的竞争战略和人的奋斗获得竞争优势, 如四川 绵阳的彩电产业, 广东顺德的微波炉, 它们都是通过个别企业的崛起造就产业优势。
那么, ...